确保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是我国当前改革和发展的首要任务。事实上，我国经济增长已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如果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能提供给新增劳动力就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机会就会减少；一些本应开工的企业也会因速度太低，需求不旺而停工半停工，生产能力闲置，不利于国有企业扭亏解困，等等。上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南方诸省区近来又遇到了多年不遇的洪涝灾害，生产各方面都深受影响。在今年下半年，千方百计确保经济增长速度的任务很重，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改革的实际，这里提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从1997年经济运行特点和1998年的国内外形势看，我们不难发现，国外需求（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消费需求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不会明显增长，扩大投资需求已成为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的必然选择。
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既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又被我国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实践所证明。据测算，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在现有的净出口和消费需求相对稳定情况下，全年投资增长率应达到15％。而有关统计表明，上半年投资增长为12．7％，这就是说，下半年这一指标应为17％。根据已有经济状况，要完成这一指标，需要财政增加数百亿元的投资。这就要求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调整财政预算，增发国债，以解决财政投资所需资金的来源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新增巨额预算如果一揽子加在中央财政头上，一方面会使中央预算赤字在比例上增长过猛，另一方面这笔资金是投在基础设施方面，而这些基础设施，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则属于地方性的，因而不应该把赤字压力都集中在中央财政上。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共同承担新增加的预算赤字。
新增加的预算赤字，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可各自承担50％，因为成功的分税制不仅保证了中央财力，而且调动了地方聚财的积极性。从1994年以来的地方财政增长情况看，地方财政承担能力不是比中央弱，而是比中央强。中央和地方各自分担的50％，都以“促进经济增长”债券方式发售，不同的只是：发行中央级债券所得的资金，用于全国性公共工程建设；发售地方性债券所得资金，则用于地方性公共投资。
发售地方财政债券，可由财政部代理或监督，但偿还本息的责任，当然只能由地方财政承担。
诚然，新增预算用于财政直接投资会对下半年投资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调动企业的投资热情，因为企业才是投资的主力。
企业的投资行为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投资形成的产品有无市场需求；投资项目的回报率。从上半年的情况看，这两大因素都难以满足企业的要求，从而导致企业投资热情减退。最近的再降息和中央强化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倾斜，正是药对其症。一方面降息能使企业减少利息成本；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的产品本身就是最终产品。应当指出，减息和基础设施的政策效应不可估计过高。从基础设施投资看，企业进入的空间有限，其原因在于这一领域不仅投资周期长，而且回报率较低；从减息看，尽管企业总成本减少，但企业每一笔贷款的具体受益比例却很有限。这次降息虽然使中长期投资成本降低20％左右，但对于引导企业进入基础设施领域，仍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而对于企业进入其他领域的投资，投资成本降低20％并不能替代消费需求增长趋缓的市场约束。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把注意力放到新增财政预算的使用方法上，即必须用好用足这笔资金。当然，这笔资金不是完全简单地由财政直接投资到基础设施领域，而是把其中一大部分以贴息的方式补给企业，再由企业向基础设施投资。这将产生比财政直接投资大几倍的投资效应。具体设想如下：
第一，把新增财政预算的使用分为两部分，进而把其中一部分用于企业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的贷款贴息，另一部分用于财政向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
第二，用于财政直接投资的部分，一般选择社会效益突出，但又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公共工程项目，例如生态环境建设、水利和粮库建设等；用于向企业贴息的那部分财政资金，则主要选择既不会形成重复建设，又可以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高速公路、桥梁、城镇经济实用房、邮电、通讯等。
第三，假定新增财政预算为800亿，则可考虑将其50％即400亿用于向企业贴息。按基础设施平均工程期为五年计，并按每个项目贴息占企业贷款利息的50％（约为4个百分点）计，即平均每百元贷款每年贴息4元，则每百元贷款五年共需贴息20元，那么这400亿元财政资金就可推动2000亿元的企业贷款。
第四，这种方法可带动约为4800余亿元的总投资。因为企业用其得到的2000亿贴息贷款进行投资，根据经验，按投资乘数效应2倍计，这笔资金可产生4000余亿的投资效应；另外，加上财政直接投资的400亿，也同样会在乘数效应作用下，将推动800余亿的投资，合计产生投资效应约为4800余亿。如果把全部新增预算只用于财政直接投资，则产生的投资乘数效应仅为1600余亿，显然这比贴息方法少推动投资3200多亿。
第五，不论是财政直接投资，还是向企业贴息，中央财政的资金都应主要用于中央或全国性的公共工程，而地方财政的资金用于当地的基础设施项目。
第六，任何企业都既可以承担中央财政的贴息项目，又可以承担地方财政的贴息项目。至于某个项目由哪个企业承担，则必须在政府论证的基础上，采取招标和投标的竞争方式进行。
今年一季度全部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总额比去年同期明显减少，二季度虽略有好转，但贷款收缩局面并未完全改变。其原因：一是银行的惜贷，这主要是由于经济不景气，使贷款还本付息的风险增大；二是企业找不到较好的项目，也不向银行举债。
现在，通过财政向企业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大幅贴息，较好地解决了这部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问题。与此同时，对银行而言，这些企业对贷款的还本付息能力也相应增强了，从而使银行在这方面贷款的风险有所降低。
为了进一步降低银行对投资基础设施企业贷款的风险，企业将其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经营权向银行作抵押。由于这些经营权具有长期的经济收益，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银行的贷款风险。
今年的8％增长目标，通过努力可以实现。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保证明年的持续增长。而要推动明年的适度增长，现在就必须早作准备。
从出口看，明年的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化，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仍是如何扩大内需。在投资需求方面，财政工具仍是重中之重。但应看到，在总需求中占着大头的消费需求，其增长率正在下滑。如果明年消费增长继续下滑，则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大困难。
消费需求增长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而决定其预期的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消费者即期收入的增长情况；二是消费者对国家经济的中长期信心。从目前有关资料看，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消费需求相对减少。如果说在近期居民收入增长不会有太大变化空间的话，那么消费者对国家经济中长期的信心如何，则是决定其预期的主要可变因素。
因此，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避免和防止形成广大消费者的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强预期。这就要求在积极采取推动经济增长实际政策的同时，下功夫引导消费者的预期。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